病态中国何去何从？
1.目前的中国确实是一个病态的中国，但根源不在官员在百姓。
2.要改良中国社会首先必须改造国民性。 什么是中国的“国民性”呢？ 我想大致是指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协作和公共利益观念的自私文化。这种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利于个体自由的发展，也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共领域衰败的局面。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的、完善的；另一方面，个体主义的扩张也不是没有边际的。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框架之内——在这个框架内个体的利益固然值得保护，个体的权利固然需要扩大，但个体必须在服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这些。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印度一样陷入种姓制度和种姓文明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所以我说，目前的症结在于如何在新兴的市场经济和传统的集体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和个体主义的扩张在中国有边界，而不是无限制的蔓延。而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它们不仅仅是民生问题，更是公共品供给的问题。
医疗是公共品中的稀缺品，因为它同时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又不能完全由政府提供（因为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且效率低下）。目前中国医疗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此：如何解决市场上供给不足和过度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看病贵问题，同时避免公立医院作为政府机构所可能导致的腐败行为。 教育、住房等问题也是如此。
因此我所说的新平衡点在微观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在市场化经济中，个人利益必须得到维护和提高；而在公共领域，政府的职责就是要营造一种公平的环境，让每个人都有可能享有优质的教育、医疗等资源。 这其实是在说政府职能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应该并且能够承担更多的公共品供给责任，但目前我国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独自完成所有的公共品供给任务，市场（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应该而且可以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我们现在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各种市场力量还没能充分发育，企业和人民还没有形成很强的自我组织意识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推广市场机制（如私有化改革）或者强制性推进公民自治（如村支两委直选）都不是合适的选择，反而会事与愿违。因此我在《制度红利》中提出，我们应该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背景下，培育市场和公民两个主角，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增进公民意识。这也应该是克服当前病态中国走向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