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人具体作用是什么？
一、引言 国内，关于“稻作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1]；而国外，对稻作文化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以日本最为突出。至今，有关稻作文化的文献已相当丰富[2-5]。 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稻作文化形态的描述上，对于其形成机理的分析则甚少。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稻作文化的成因加以探讨。
二、理论基础与文化模式 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这一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含义层面：其一为“作为集合的整体性存在（the whole ) ”；其二为“作为个体的存在（the individ- ual）" [6]。所谓“文化模式”，即是指某一特定文化在整体上的特征，以及该文化中个体的共同特征。
关于文化模式的起源，人类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其中，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的“社会结构函数论”颇具影响。在该理论中，拉德克利夫－布朗把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归结为三个变量：K， R 和 L[7]。 K代表的是文化的复杂程度；R代表了文化的稳定性；L代表了文化的变化率。 根据这三个变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区分开来。 (图一) 就稻作文化而言，由于其出现在原始农业阶段，且属于分散型农业，所以其复杂性相对较低；但是，由于耕作制度的长期延续，其稳定性是比较高的；而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繁衍，需要不断开辟新的耕地，稻作文化具有较高变化率。 所以，从总体上说，稻作文化属于一种复杂—稳定—变化的低度发展类型。
三、实证分析——以中国为例 关于我国史前农业的介绍和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多数侧重于农具、技术等方面，对于农业起源和初期发展的论述较为简单粗糙[8]。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全新观念的引入，我国史前农业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9]。 但是，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原地区或南方地区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而对于西部地区史前农业的开发历程则涉及甚少。考虑到自然环境与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预期，在西部内陆许多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史前先民可能已经掌握了稻作的栽培技能。所以，对西部地区的史前农业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早期农业的出现和演变过程，以及稻作文化形成的机理。
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一块干种子农田[10]，其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4世纪的汉朝；而在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中也发现了一块距今约3000年的禾本科草料，经鉴定可能是粟或者黍[11]。这些考古发现暗示着在西北地区也可能存在着稻作农业。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推论，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西北地区史前农业的发展轨迹。有学者认为，在西周时期，我国的西北高原已经出现了农耕部族[12];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的祖先非子因养马有功而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其领有的雍州之地可能就已经种植水稻了[13]。 到西汉时期，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连接中原与西方各国的丝绸之路，中原的文化与文明由此向东传播，可能带来了水稻以及其他一些农业技术。 到了东汉末年，王符在《潜夫论·本训》中谈到西北地区农作物时，已明确将稻列为一项主要作物[14]。至少在东汉前期，西北地区的稻作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尽管目前的证据还比较薄弱，但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西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大致轮廓。在汉晋南北朝时期，由中原向西北的传播路线可能经过了陇西地区或者是河西走廊，因为在这里既发现了中原带过来的铁器和铜器，也发现了粟和稻。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甘肃一带属于唐藩镇节度使控制区域或者是吐蕃占领区，所以中原的农作物品种传入这里仍然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少数品种如稻、棉花等少量传入并得以种植[15]。
到了宋元明时期，虽然中原的稻作文化向南传输，但西北地区原有的稻作文化并未受到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蒙古人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而甘肃成为忽必烈东征蒙古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和大粮仓。为了供应蒙古大军的需求，甘肃的稻田面积可能大幅提高。
总之，在史籍记载中，西北地区的稻作农业出现时间应当不会迟于东汉初年，而在唐宋时期可能已有相当发展。所以，要理解稻作文化形成的动力机制，必须要考虑中原和西北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全过程。